肥貓一語，傷害不大，羞辱性卻極強。有人選擇一笑置之，置若罔聞，但對某些專業經理人而言，士可殺，不可辱，說什麼也要與它撇清關係。這期原來如此我們就來探討多年來股東面對公司經營不善以及基層員工爭取權益時，時常給公司高層貼上的黑色標籤。而放到直銷事業來看，組織領導如同企業管理，千萬別把團隊裡的貓養肥了。
圖片提供／戴學文
公司經營階層，因肩負運營重任，薪酬比起一般員工優渥。例如輝達、AMD執行長黃仁勳、蘇姿丰，年薪都突破美金3千萬元，台積電劉德音、魏哲家兩人薪酬也都超過台幣5億元。但，聚焦薪水，多數人往往就看不見數字背後每個人努力的過程以及背負的重擔。
（圖一）黃仁勳至今回想起來，仍覺得創業是一個不可承受之重。（圖片來源：網路）
在輝達公司聲望如日中天，成為AI晶片霸主之後，黃仁勳卻向媒體坦白：「如果早知道一路上會遭遇這麼大的困難，得忍受這麼多羞辱與折磨，當初就不會成立這家公司。」黃仁勳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決定創業後，就像過河卒子，只能勇往直前，為了公司與員工的未來，不可言退，這是一個不可承受之重。
換個角度看，黃仁勳的憂慮其來有自。環顧這些年，有多少公司與剛創業時的輝達一樣，滿懷理想，風光入市，卻在過程中歷經資金、技術、市場等各種瓶頸，但因無法及時解決問題而節節落敗。必須為結果負責的經營階層，不只是能力與表現受到批判，外界也開始斤斤計較起他們是否值得當初的待遇，有人就因而被羞辱為「肥貓」。
（圖二）肥貓一詞，傷害不大，羞辱性卻極強。
肥貓的不同時代意義
（圖三）1920年代美國漫畫家筆下的肥貓，代表著有錢階級。（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肥貓」（Fat cat），在英語世界中，一直被當作過度富裕卻又懶惰的人的一種隱喻。在20世紀初的美國，因政治獻金管理鬆散（註1），肥貓本來只是那些藉由政治捐款試圖影響選舉結果的富人或企業的代名詞（註2）。
到了1983年，英國汽車工業因管理不善、罷工頻繁、生產效率低下等問題，陷入了困境，紛紛進行改革整頓。許多工廠被迫裁員、減薪，但，被砍的多是基層員工，主管階層則不受影響，《每日郵報》（Daily Mail）便以「肥貓」嘲諷那些汽車業高管，並掀起跟風。
到了金融海嘯期間，美國大企業與金融機構紛紛陷入經營困境，必須藉由政府紓困度過難關。肥貓又被套用於其中不受影響、依舊坐領高薪的高層主管身上。自此，「肥貓」就被專門用來嘲諷那些領取高薪、卻缺少貢獻、又不知共體時艱、尸位素餐的經營階層。
值得注意的是，當年，英國汽車業在面對肥貓攻擊時，並未因而辭退任何高管或予以減薪，至少當時是如此。他們所持的理由是：這是一個「公司治理」的議題，相關公司必須尊重既定的人事決策。
此外，英國汽車工業正面對嚴峻的考驗，而這些高管正是扭轉公司命運所不可欠缺的資源；另一方面，無論高層與基層的薪資，都與市場機制有關，整件事無關公平與否。後來，各國在處理類似事件時也多採取這個觀點。不過，反肥貓運動並未因此受阻，反而更如火如荼地在各地蔓延。
肥貓的存在比名詞出現還早
（圖四）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1611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股票在此開始交易，由於高層多屬官派，肥貓隨之產生。（圖片來源：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
肥貓早就存在，只是當時還沒有這個名詞。17世紀初，人類社會出現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時，有關肥貓的問題就已經浮現。由於採取股份制，公司的所有權與經營權走向分離，原本具有業主身分的股東與後來的經營團隊之間逐漸產生嫌隙。
股東囿於自身經驗，生怕經理人眼高手低、多吃少做，無不嚴加監視、處處干預。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著名的《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就曾抱怨：「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後，比起擁有合夥事業的合夥人，公司董事只是受聘於公司，投注心力差了很多。」
雖然如此，當時股東的疑慮，也並非毫無道理。早期的股份制公司是經過國家特許而成立，董事成員多為官派，負有各種政治使命，卻未必具備商業才能，經營資訊欠缺透明度，但總能坐領高薪，在這種時代背景下（註3），確實養出了許多肥貓。
直到19世紀英國制定《公司法》（Joint Stock Companies Act 1844）時，公司經營階層由官方指派的陋規被廢止。此後，民間股東被賦予參與公司決策與監督經營團隊的權力，尤其是通過選舉董事會來監督公司的營運。但肥貓並未因此消失，只是換人做。大股東也學會了安插肥貓進入公司經營階層，謀取自己的利益。
除此之外，公司主導權從官方轉到資本家手中之後，為了節省生產成本、提升獲利，勞工不斷被壓榨剝削，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即使在多年後，許多國家受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這個問題已受到重視並逐漸改善，但外界對於肥貓仍深惡痛絕，很大原因就是源自於此。
台灣也有不少肥貓問題
在台灣，攻擊肥貓的新聞也不少，最近就有兩則。首先是臺灣證交所公佈去年上市櫃公司董監酬金的消息，出現虧損卻仍發放董監酬金的上市櫃公司成為焦點。以上市公司為例，有近2成上市公司共183家出現虧損，其中有27家發放給每位董監的酬勞平均金額超過百萬元，還有一家年度虧損達14.38億，每位董監事仍拿到517萬元。
另外，有65家即使虧損，比起往年仍逆勢加碼發放。即使社會觀感普遍不佳，媒體也譏諷其為肥貓。但嚴格來講，證交所公開這個消息，目的在於警示，而非指責。因為不受公司經營虧損的影響，董監仍能坐領高薪，可能代表公司治理出了問題，因此提醒釐清與注意。
另一則新聞是關於正著手公司化的台鐵。由於高層多官派，有不少還帶有酬庸性質，國營企業一直是各國反肥貓的重要戰場，最近，台鐵基層員工再度高舉反對肥貓高層的大旗，這次原因是台鐵規劃中的調薪內容，與原有的月薪水準相比，高層調升40％至20萬元，基層卻維持不變為32,095元，工會直批做法對基層不公，高層是肥貓云云。交通部則表示，這是公司治理議題，不多做評論。（註4）
領取高薪不是真正問題
坦白說，肥貓，不應是一個「仇富」概念。高層，不論來自官派或內升，領取高薪並非問題所在，不應與肥貓畫下等號，攻擊薪水過高，不僅意義不大，也模糊了焦點。肥貓的問題，恐怕還是在工作表現是否符合相對的期待，在人事決策與目標管理等問題，是否有人徇私放任，意於圖利？
針對這些問題，近年各國有愈來愈多的公司著手改良治理結構，在人事合約中增訂「防肥貓條款」，特別是將高管薪酬與公司營運績效兩者掛鉤，以及在特定情況下公司可辭退高管等。但作法能否落實，最後仍取決於公司的態度與決心。
另一方面，為了避免肥貓標籤上身，國內外有不少企業家，如特斯拉的馬斯克（Elon Musk）、Google的共同創辦人Larry Page與Sergey Brin、蘋果公司已故創辦人Steve Jobs、與台灣電商集團網路家庭（PCHome）董事長詹宏志等，都選擇放棄支薪，或僅支領象徵性薪酬，將收入放在股票分紅上，藉此表態宣示與公司同舟共濟的決心。
然而，如前所述，放大薪酬問題是畫錯重點，肥貓真正的危害往往是並非適才適所，讓公司流失競爭力，更甚者，有些肥貓在特定大股東的驅使下，利用自己的位置左右經營方針，做起利益輸送、五鬼搬運、掏空資產的勾當，謀取特定而非全體股東的利益。
肥貓，是公司治理好壞的重要指標。面對肥貓橫行的公司，身為小股東與基層員工，春江水暖鴨先知，除了異議、抗爭，都應有所自覺，這種公司不會是一個好的投資標的與久留之地，還是早點另做打算為妙。
（註1）戴學文，「公開透明 有錯即改—政治獻金法的啟示」，直銷世紀，2024.9
（註2）Thomas Ferguson，“What Money Buys: Campaign Finance Reform and American Elec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註3）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莎，1642-1662》，聯經出版，2000.10.
（註4）肥貓大戰｜交通部縱容肥貓、勞動部打壓抗爭勞工，國家成台鐵資方門神，臺灣鐵路產業工會舉辦記者會，抗議依法休假訴訟勞動部上訴，東台灣新聞網（etaiwan.news）
